從國際經驗和我國實踐看，主要經濟體在經濟下行期間，銀行業凈息差水平會隨著法定利率的下行而同步收窄。我國今年以來進行的貸款基礎利率（LPR）改革也體現出政策的方向，原法定貸款基準利率被 LPR 替換后，LPR 走勢除了反映市場供求，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基準利率的影響。從政策初衷看，通過改革的機制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LPR 改革帶動定價體系下行，會消除銀行對于大型企業的超額利潤，以市場化的方式倒逼銀行加強自身風險定價能力建設，更好地服務于小微民企經濟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
從信貸投放和資產質量的角度看，區域性風險不容忽視。今年前 10 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幅為 10.5%，但區域性投放分化突出。在東北、西北、西南和華北環京地區，舊經濟與舊產業疊加，經濟新舊動能切換難度較大，地區資產質量壓力也更為突出，信貸投放分布規避風險區域。未來，需要防止陷入區域性“經濟——金融”的收縮循環，信貸投放更需要加強逆周期調節，定向性的“再貸款”工具可能被投入使用。
從風險抵補能力看，機構分布上城商行、農商行壓力更大。截至 3 季度末，大型銀行、股份制、城商、農商不良率分別為 1.32%、1.63%、2.48%和 4%，今年以來城商行不良率出現跳升，大漲 69BP，且未來風險化解形勢不容樂觀。撥備覆蓋率方面，以上四類機構 3 季度末覆蓋率分別為 240%、199%、148%和 131%，城商、農商撥備率這兩年以來的下滑態勢也需要警惕。從區域性銀行經營的特征看，部分地區的“舊經濟”結構導致本地金融機構喪失“造血”功能，而信用風險事件頻繁發生給銀行風控體系帶來巨大壓力，再疊加公司治理不完善、長期粗放經營、合規內控機制欠缺的固有問題，部分機構持續運營在高風險區間，個別機構喪失持續經營能力，迫切需要外援性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