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基建投資數據”在分類和口徑上與我國有所不同，相比而言，我們認為日本的數據能更準確反映建筑公司對應的下游景氣度。日本國土交通省的建筑投資數據較詳細的披露了房屋（Building）和工民建工程（Civil Engineering）對應的歷史建筑投資數據，而工民建工程對應科目與我國基礎設施投資存在一定的交疊，但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對比中日數據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將二者口徑相對一致的部分進行對比。如日本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包含水利、道路、環境等，而能源供應則主要包含于私人投資當中。此外，根據國土交通省的數據說明，建筑投資的統計不含土地補償（cost of land）、前期調研測繪（surveys）以及工器具購置（machines），因此我們認為其口徑上不能直接與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基礎設施投資相對應，其更接近于我國固投數據中的建安工程費口徑。日本與我國基建投資數據的另一顯著差異在于，我國基建投資數據中的私人投資并不多，且沒有明確的行業分布，但日本基建領域公私分工較為明確，政府主要負責大部分農林水利、不收費道路、港口機場、環境設施等難以通過運營收益實現財務盈虧平衡的項目，對于鐵路、通訊、能源等強運營項目，則主要由私人出資建設運營。
18M4-19M3財年日本共完成工民建投資 21.67萬億日元，按 19M3末匯率折合人民幣 1.32萬億元人民幣，我們認為日本工民建投資 1995 年以后的表現可能是市場對我國基建市場悲觀的重要原因。日本財年由上一年 4 月 1 日開始，至當年 3 月 31 日結束，如 19FY 為18M4-19M3 期間。日本統計局關于日本建筑投資的數據可追溯至 1960 年，1960-1995年，日本工民建投資總體處于上升趨勢，35 年間年復合增長率 11%，但在 1995-2012 年，日本工民建投資出現大幅下降，2012 年投資額僅為 1995 年峰值的 46%，2012 年之后，在 2013 和 2019 年工民建投資取得較快增長，其余年份增速基本在 0 上下波動。從投資額的角度看，鄰國日本的過往表現可能是投資者對于我國中長期基建投資較為悲觀的原因之一。
1998 年之后工民建建筑投資占 GDP 的比重大幅下降，但 2005 年之后似乎進入了“新常態”。1998 年之前，日本工民建建筑投資占現價 GDP 的比重均維持在 6%以上，但 1998年以后快速下滑，2005 年之后該比值在 3.5%-4.2%的區間窄幅波動。1998 年之前，在1971-1982年間日本工民建建筑投資占GDP的比重明顯高于其他年份，其最低值為7.58%，最高值為 8.65%，而 1960-1998 年的其他年份中該比例基本在 6%-7%之間波動。由于在大部分年份中工民建投資的 GDP 波動并不大，因此日本工民建投資增速和現價 GDP 增速的相關性總體較高，1960-2018 數據的相關系數達到 0.8。但我們認為日本的工民建投資增速波動大于GDP增速，在部分GDP下行周期中，工民建投資增速出現較為明顯的反彈，因此日本的工民建投資部分時間也有逆周期調節的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