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人口降低觸發轉型，推動規模化、新模式。從農業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出，農業人口降低是必然趨勢，一般在農業人口數量下降到30%左右的時候模式面臨轉型，主要表現為耕地規模化及相應的種植模式變化。規模化或早或晚，或主動或被動，總之不可避免，規模化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1）土地資源的基本情況，美國耕地資源豐富；日本雖然土地總量少，但經過長期的改造投入也形成了大量可規模化的良田。2）政策對于土地流轉的鼓勵或限制，美國政府長期以來通過各類法案推進土地的集約化；日本由于戰后被限制的原因，其流轉進程被人為后推了，但后期也開放了流動性。土地規模化以后，種植模式發生相應變化，需要有新的農資投入品進行支撐，同時農化服務需求開啟。
轉型過程中，農資結構優化升級是必然結果。規模化農場對于現代化作業手段及其附著的農資存在強烈依賴，種子、肥料、農藥、農機具伴隨規模化作業將進行結構上的優化，同時，規模化作業模式的更新往往帶來農資投入品的新需求，整體而言，存量結構優化和新市場開辟是規模化、現代化進程中農資發展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新的農資、作業技術的開發將進一步推進規模化向大型集約發展，例如衛星遙感施肥、水肥一體化、航空植保等技術的發展使得超大型農場的出現在技術上更為可行，推動轉型深化。
綜合服務體系建設保障客戶“真需求”。首先是農業專業服務，農業轉型過程中大量的新模式、新產品、新技術涌現，產業鏈細分以及專業提升成為必然趨勢，在此基礎上的專業服務將成為需求爆發點。其次是金融服務體系的建設，信貸作為一種基本的推動農業業務增長手段已經在美日普及；農業保險、農產品期貨則給靠天吃飯的高風險農業帶來重要的價格保障。綜合金融體系將對農業現代化起到非常重要的穩定、加速作用。
土地流轉政策不斷開放，一切為了點燃土地活力。流轉政策逐步放開，適度規模化是政策目標所在。建國以來頒布的各項農地政策總的來說都是為了激活土地活力，提高糧食產量。改革開放以后，土地承包責任制逐步成熟，對糧食產量上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制度紅利在1998年糧食產量達到頂峰后告罄，糧食產量開始下滑。為了適應農業發展現狀，進一步釋放耕地潛力，2001年國家首次針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專門發布文件，允許土地合法流轉；2008年國家開始對土地流轉持鼓勵態度；2015年，正式提出農村土地“三權分立”政策，并且支持農民使用“沉睡的資本”在銀行進行抵押貸款，大大推進了土地流轉進程。
各類流轉模式興起，土地規模化大幕已經開啟。民間意向和政策支持雙重作用下，土地流轉蔚然成風。至2013年，全國流轉土地面積占總量的1/3以上，成為農村土地經營的重要組成形式。以湖南為例，2013年湖南流轉土地面積占總量的22.3%，其中以轉包和出租為最主要形式，占比近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