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供給側角度出發，“提速”提升網絡服務水平。目前來看，2015 年由運營商主導的突擊式“提速”已經轉變成了精準面向用戶群、面向用戶應用場景的系統化“提速”。這就要求電信運營商不僅需要為未被高速網絡覆蓋的用戶提速，還需要著眼于具體應用場景打造差異化業務。例如疫情期間留學生的網課需求被電信運營商打造的專門寬帶產品所滿足。目前，隨著用戶帶寬不斷加速，網絡能力不斷提升，電信運營商企業核心競爭力持續提升。
從需求側角度出發，“降費”降低社會總成本。根據中國移動官方數據，2013 年至 2020 年ARPU 從 67 元降低至 47.4 元，2021 年中國移動用戶的 ARPU 值為 48.8 元，復蘇趨勢明顯。目前來看，2015 年由運營商完全承擔“降費”已經轉變成了當前 5G 時代下基礎設施使用成本的下降。這不僅僅是因為在過去的 7 年里電信運營商已經向產業釋放了充足的紅利，繼續降費可能影響數字經濟下 5G 的整體發展，同時也是考慮到 5G 產業生態下各個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與運營商協同一體化的降低費用。目前，隨著網絡費用不斷降低，廣大用戶能夠支付網絡費用，用戶數量、網絡流量不斷增加，有望催化運營商業績恢復高增。
“提速降費”改善運營商運營效率，倒逼運營商推動傳統通信產業轉型升級。政府在保障運營商營業收入穩步增長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基礎上，運營商需要采取必要的預算管理、成本精細化管理、風險管理、資產物資盤活等管控手段，從業務模式、產品、服務等方面進行創新，才能有效落實提速降費政策。同時，政策還促進了新通信技術的誕生，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智能制造發展。運營商通過大力發展 5G 通信技術，提升頻譜效率，從而實現對資源的合理借給和調配。政策滿足 ToB 端企業時延性低、可靠性高、覆蓋率廣的網絡需求，推動工業互聯網的建設，為后續 5G 時代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智能制造發展助力。
